江青警告了黄永胜。——我给江青当秘书
作者：杨银禄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中央政府设立了三个专案组，分别由康生、江青和谢富治担任总负责人。其中，第二专案组的日常工作则由总参谋长主持。在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期间，该专案组的具体承办事务便由他亲自负责。
黄永胜原来是广州军区司令员，是林彪的老部下，也是林彪非常信得过的人。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诬陷、受迫害以后，经林彪提名，黄永胜升为总参谋长。他既要讨好林彪,又要讨好江青,哪个人也不能得罪半点，对此，黄永胜的头脑是清醒的。黄永胜尽管加倍小心谨慎，常献殷勤，毕恭毕敬，讨好江青，但结果恰恰相反，江青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对黄永胜渐渐地产生了反感，而黄永胜也对江青慢慢地敬而远之了。江青虽然戴着近视眼镜，但她对别人的表情和一举一动都看得很清楚。她觉得黄越来越不听她使唤，想寻找机会整整他。
在1968年夏季的一个月份，中央专案小组的第二小组递交了一则报告，其中涉及包括江青、黄永胜在内的十位重要人物。黄永胜迅速审阅完毕，在报告上画圈并签署了“拟同意”。紧接着，另两位成员亦作出相同动作，直至报告递至江青手中。江青接过报告后，情绪激动，愤然将其猛掷地面，斥责道：“浑蛋！他眼里竟无视我这样的总负责人！这个黄永胜胆子越来越大，越发狂妄自大。”发泄完情绪后，江青喘息着擦拭汗珠，稍作冷静，再次捡起报告，执笔写下：“身为专案组总负责人，黄永胜无权擅自决定同意与否，竟敢越级行事，这是在挑战我的权力。”
江青发了脾气，骂了娘，重重地写了批语，还不算完，她叫我打电话把叶群和黄永胜叫到钓鱼台11号楼。叶群、黄永胜进了客厅，我转身要退出来，江青大声把我叫住，她说：“小杨，你别离开这里，你可以作证，不然，他们是不会认帐的。”这时我发现叶群和黄永胜的表情不太一样，叶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乎认为江青是生她的气，但毕竟有林彪撑着腰，虽然脸色一下子红了，却不十分紧张。黄永胜大概猜个八九不离十，脸色一下就白了，显得十分紧张。他们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等待江青教训。这时，江青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她走到黄永胜跟前突然站住，指着他说：“尊敬的黄总长！”平时，江青对黄称呼“永胜同志”，今天称“黄总长”，还带有“尊敬”二字，他深知这种称呼不是尊敬，而是一种讥讽。黄永胜猛然站起来，不但脸色发白，而且两腮的肌肉也在抖动。
“以前称呼你永胜同志，今天我得称你尊敬的黄大总长，因为你官大呀，可不得了啦！”江青说到这里，黄永胜有点失魂落魄，看来非常恐惧，他用颤抖的声调说：“我不知道江青同志生我什么气，你不要气坏了身体，请你保重，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尽管批评和帮助。”江青没有等黄永胜把话说完，就把那份报告用力甩到黄永胜的身上，并说：“你看你看！”黄永胜打开报告一看就全明白了，忙说：“我错了，我的确错了。
这份报告应当先请江青同志审批，我不应该先表示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也是对江青同志的不尊童的表现，我今后一定注意，请江青同志原谅，大人不见小人怪嘛！”此时，叶群也懂得了江青是生的哪门子气了，站起来打圆场，她对黄永胜说：“江青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江靑同志今天批评得很对，她批评你，使我也很受教育。今后，第二专案组有什么报吿先送江靑同志审批，这是政治问题，是感情问题，这也是纪律问题，不要没大没小的。今后，大大咧咧的毛病要改，否则要犯大错误的，你懂吗？”叶群这是暗示黄永胜，让他进一步作自我批评，叫江青原谅他，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黄永胜心领神会，他说：“我懂，我懂，我一定接受教训，说话办事三思而后行，不说不干对不起江青同志的事。”
纵然叶群与黄永胜竭力言好，江青心中仍存芥蒂。她语气严肃，面色不善地强调：“我须得明告于你，今后何物应予我，何物不宜，你必须思量周全，严守分寸。若是不当之物送至我前，便是对我之干扰；若是我所需之物不予送达，便是对我封锁，是对我权力架空。你务必铭记在心！”黄永胜唯唯诺诺地回应：“是，是，是。”
江青不仅对黄永胜进行了斥责和批判，还确立了相应的规范，黄永胜也已经进行了自我反省。按理说，应当适可而止。然而，江青认为对黄永胜的处理力度仍显不足，她认为还需施加更多压力，让他深刻体会到自身的严重性。
江青结束大会堂的会议后，步履沉重地回到11号楼，面色阴沉，怒气冲冲地登上二楼。工作人员们暗自猜测，不知又有谁将遭受不幸。众所周知，她常会将怒火迁怒他人，因此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与她保持距离。大家轻手轻脚地行走，低声细语，连呼吸声都变得小心翼翼，整个楼道寂静得令人不安。就在这寂静中，江青突然叫来护士，命令她立即取来一块白布。这突如其来的要求让我们都愣住了，她究竟要这块白布做什么？一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一块合适的白布。幸好小王机智，从仓库的旧窗帘上撕下一块，大约一平方米。
护士将白布递给江青后，她又指示护士找出她穿戴过的军服和军帽上的领章和帽徽，将它们别在白布上，然后挂在办公室北墙上。江青面朝北墙，领章帽徽前，闭上双眼，低头合十，口中默默祈祷：“红领章，红五星啊，这些都是我辛勤争取的，与你们共度数年，今日却要永别了！”
江青的这一异常行为让我们困惑不已，既令人发笑，却又不敢出声。她今日怎么了，难道是精神失常了吗？
在告别了领章与帽徽之后，江青随即吩咐我们搜集她所穿戴过的每一顶军帽、每一件军装。她亲自逐一核实了数量，并用厚重的床单将它们仔细包裹。随后，她抬起头，向我下达了命令：“小杨，今天我特地命令你，亲自将这些物品转交给黄永胜。当你见到他时，无需多言，只需告知这是我的命令。吩咐他接收这些物品，并开具收据。完成之后，立即回来见我，我在家中静候你的归来。”
受命执行任务，我从江青办公室取出了8套军装和6顶军帽，驱车前往京西宾馆。在那里，我迅速见到了黄永胜。他对我前来拜访起初态度和善，但当我提及来意，将一包物品交给他并请求他签字时，他的情绪顿时变得紧张，脸色变得苍白，脸颊肌肉开始抽搐，喘着气询问：“发生了何事？之前江青同志发怒时你曾作过解释，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现在又出现了什么新情况，请详细告知，以便沟通。”我解释道：“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江青同志并未明说，只是让我将这些东西转交给你，并请你签字确认。”黄永胜沉默不语，双手颤抖得厉害，试了几次才勉强拿起笔，停顿了片刻后才艰难地写下了收条。
“你立刻执行我的命令，将这两套军装送给黄永胜。若你办得妥当，我将奖赏你；若办砸了，我定会处罚你。快去！”
警卫员遵照命令行事，任务得以圆满完成，然而，江青却不再提及奖赏之事。
“你对诸多情况尚不明了，我必须遵守保密原则，不便向一名微不足道的官员透露。当前，军队形势错综复杂，黄永胜此人性情狡诈，自视甚高，对我态度日益冷漠。若不加以整治，这军队将不知会落入何人之手！”
此事过了不久，中央文革的一位记者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中南的几个省份，“造反派”正在受压，“保守派”正在得势。不少地区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多是“保守派”掌权，在那里是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文革记者，也一个个被当做“坏头头”揪斗。来信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情况，是因为有根子，这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广州军区的上头还有人，来信人虽然没有说明上头的人是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黄永胜。
江青仔细看了这封信以后，批了很长一段话，因为时隔久了，原话记不清楚了，大意是：我看了这封信非常气愤，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中南各省有，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必须揪出这个根子。我建议用中央的名义把这封信和我的批语转发全国，以引起普遍注意。这封信江青是批给毛主席及在京的中央文革领导成员的。文件发出以后再也没有传回来，这说明主席对江青的看法和做法不同意，不满意。
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对我透露，他说：主席对江青同志送给黄永胜一包军衣和江青在中央文革记者的信上的批语都不满意，说她不顾大局，尽坏主席的大事，主席叫我告诉她，别忘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我问徐秘书：“你告诉她了吗？”他说：“咱们一个当秘书的怎么敢呢？我把主席的话报告周总理了。”
一个月过后，江青再次派遣人手，从黄永胜手中取回了她的军装与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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